2006年6月27日，國會進行罷免總統的投票，我曾經針對陳水扁 總統寫了〈今天這一課﹕品格〉，說，
第一，不管國家處境多麼艱困，他要有能耐使人民以自己的國家為榮，使國民有一種健康的自豪感。
第二，不管在野勢力如何強悍，他要有能耐凝聚人民的認同感，對國家認同，對社會認同，尤其是對彼此認同。
第三，他要有能耐提得出國家的長遠願景。人民認同這個願景，心甘情願為這個願景共同努力。
第四，他不必是聖人，但他必須有一定的道德高度，去對外代表全體人民，對內象徵社會的價值共識。小學生在寫「我的志願」時，還可能以他為人生立志的效法對象。
今天是2008年3月18日，距離總統選舉還有3天。2300萬人在思索﹕台灣，需要什麼樣的總統？
初到歐洲時，一個完全沒人在意的街頭小細節被我看在眼裏。
過十字路口時，人們不耐煩地等候紅燈轉綠，總有一半的人，兩邊張望一下，腳步不停，一個箭步就搶着穿過了紅燈街口。但是，如果在等候過街的一群人裏，有一個父親或母親手裏牽着一個幼兒，站在路口，我發現，那一整群急躁的人就忍着，忍着，忍到綠燈真的亮起，才開始快快走動。
那牽着手的父親或母親，可能在滾動的人群裏低頭跟孩子說話，「你看，紅燈不能走，要等綠燈。」
我很驚訝﹕這是什麼樣的社會默契啊。不需要開口，一群不相干的人都知道，而且接受，而且切身實踐一件事﹕
你怎麼做，孩子就怎麼學，所以，不要給孩子錯的示範。
同樣的默契，也有別的表達方式。開車經過美國 的鄉野，經過一片一片漫無邊際的玉米田，突然出現一個小村。進村的第一個牌子，寫的不是什麼偉大的標語，而是，這麼一句話﹕
這是村民和過客的默契﹕為了孩子的幸福，請以身作則。
06年百萬台灣人穿上紅衫到凱達格蘭大道去抗議時，我曾經在午夜時穿越廣場。疲憊的人們彼此交談，認識的與不認識的。穿越整個廣場，最常聽見的一句話，起起落落在廣場的夜空裏，就是﹕
08年3月16日，身為教育部官員的莊國榮面對群眾，用正常的父母禁止孩子說出口的穢語侮辱馬英九 過世的父親。他當晚就被迫辭職，並且道歉。我可以想像，當時在現場的「綠營」父母們，錯愕之餘，心裏想的，多半也是這麼一句話﹕
有一種東西，是不管歐洲美洲，都緊緊抓着不放的；有一種東西，是不管藍營綠營，都真正在乎的，那個東西，叫做核心價值。
核心價值，可以因階級、因族群、因利益之所導、因意識形態之所在而有所分歧，但是，給孩子一個最好的未來，卻是最大的公約數，它絕對超越政治，無關立場。
所以，台灣需要什麼樣的總統？一個清晰的衡量標準應該是，誰可以給我們6歲的孩子最好的環境長大，誰就是最好的總統。
6歲的孩子正要脫離父母的懷抱，進入小學，開始他社會化的過程。國家，透過政府的運作，正要開始塑造他的人格、培養他的眼光、訓練他的智能、決定他的未來。我們把孩子交給學校，也同時把他交給了這個國家裏頭所有的機構──教育部決定了他將如何學習、學習什麼，文化部將影響他的品味，國防部決定了他離戰爭或和平有多近，經濟政策會影響到他18歲時有多大能力去面對競爭，環境政策會影響他的健康，媒體政策會影響他的判斷力和見解，外交政策會影響到他作為一個國民的自尊或自卑……
這些國家機構所制訂的規矩、政策、法律，都可能形塑社會的風氣。為政者不廉，社會就貪；為政者不公，社會就爭；為政者亂法犯禁，社會就上下交征利；為政者挾私好鬥，社會就黨同伐異。
總統是什麼？他就是我們將這所有機構託付的人，我們同時將自己6歲孩子的未來也託給了他。
當我們為6歲的台灣孩子着想時，我們的思索就不再局限於4年或8年這一個小方格裏了。我們會深思：這4年或8年會直接造成怎樣的12年和16年？16年後，6歲的孩子才剛剛大學畢業──他會變成一個什麼素質的人？他會有什麼樣的教育準備去面對全世界？
以這樣稍長的線來思索，我們可能就會發現眼前吵翻天的許多問題，譬如市場是中還是台，譬如開放幾個港口來三通、每年賺幾個觀光客，都顯得「短」，而比賽誰更愛台灣，就更是等而下之了。
我認為6歲的孩子的未來，是最根本的政治標竿，因為他的未來，就是這個社會的未來。
如果我是那個牽着孩子的手要過紅綠燈的人，面對十字路口，我會選這樣的人作總統﹕
不，他不必是聖人，他只要在孩子面前不闖紅燈就好。他只要做到所有的小學老師都會教孩子的基本道德就很足夠﹕
小學老師說，你不可以偷竊。所以總統必須廉潔自持，一介不取。
小學老師說，你不可以對人粗魯。所以總統不能口出惡言，他所挑選任用的人，也不能口出惡言。
小學老師說，「溫良恭儉讓」是傳統美德，就是為人溫潤，心地善良，對人謙恭，勤儉度日，禮讓弱者。所以總統懂得「溫良恭儉讓」的道理就行。他和他任用的人，都必須知道，權力與謙卑就是要成正比。
選擇這樣的總統，我不必擔心6歲的孩子會以凌弱為神氣，以粗暴為威風，以鬥爭為成就。
我不願意再讓6歲的孩子去目睹中正紀念堂的拆或草山行館的毁，也不願意再讓孩子坐在歷史課堂裏聽老師說，教科書又改了，她不知怎麼教。我更不願讓孩子在拆和毁之後，又以同樣的方法被迫去目睹原物的重建、牌匾的歸位，或者看見教科書以同樣的粗暴方式又改寫回來。
我希望台灣6歲的孩子在真正的、不打折扣的自由風氣中成長。我希望我們選出的總統會說，不論是荷蘭 城堡、大清炮台、抗清遺址、日本 神社、蔣公行館，拆除或立碑，讓社會文明而深刻地辯論吧。不論地圖是站着看還是躺着看，不論歷史要從這頭寫還是那頭寫，讓社會文明而深刻地辯論吧。我希望我們選出的總統會說，不要急着把我們的黨、我們的團的立場用權力和命令交下，不要把我們自以為是的結論強迫灌給我們的孩子，讓我們的孩子首先學會包容歧見，聆聽異議，讓台灣的孩子首先學會文明而深刻的思辨吧。
我希望將來的總統有那個胸襟說，真的沒有「藍」跟「綠」了，讓我們為受傷的手塗上紓緩的藥膏，讓我們彌補隙縫，讓我們從此謹守公平的原則，以無限的包容尊重彼此。把「愛台灣」的定義變成「愛台灣的民主自由」。
今天台灣的孩子，打開電視幾乎看不見國際新聞，翻開報紙幾乎讀不到國際分析，坐在教室裏，公民老師問他「你是中國人還是台灣人」。他的學校裏，很少外國同學，他的生活圈裏，沒有人談國際的事情。當他和父母坐下來吃晚餐，電視上國家的執政者，用激情的聲音、激情的手勢，吼着「愛台灣」；反對者，用激情的聲音、激情的手勢，吼着「我也愛台灣」。群眾，則狂喊「台灣優先」。
我希望台灣6歲的孩子，能夠在從容不迫、理性而開闊的氣氛中長大。我希望我們選出的總統會說，台灣太小，自我封鎖是致命的，讓我們打開所有的窗吧。
我希望他會說，讓我們停止對中國大陸妖魔化，把自己「小白兔化」，讓我們把巨人似的大陸和小小的台灣都放到一個全球的地圖上去，用全球的眼光、戰略的思維、未來的角度，去思考全新的可能。新加坡 在龐大的穆斯林環圍中，是如何找到生存的技術的？卡達（卡塔爾），夾在強大的阿拉伯世界和強大的西方世界之中，是如何周旋平衡的？台灣，要怎樣掙脫捆了60年之久的「兩岸」思維，開始用全球的眼光去重新界定和大陸的關係以及自己的處境？
我希望選出的總統會要求他的教育部長說﹕台灣的孩子需要培養全球公民素養。我們要努力教會未來的公民三件事﹕一，讓他深刻地認識國際歷史和複雜的全球議題；二，鍛煉他的公民能力，使他懂得如何思考、辯論，懂得如何進行組織、串連，學會和國際社會協商、合作以及訂定遊戲規則的所有技術和手段；三，培養台灣孩子的寬闊胸襟。他所關懷的人權、公平、正義等等價值，不僅只限於台灣，而可以擴及全球。非洲 的戰爭難民、中國大陸的愛滋孤兒、柬埔寨 的貧窮失學兒童，都可以是他關懷奉獻的弱者。
我希望將來的總統會說，以台灣的經濟力量和公民社會的「軟力量」，未來的台灣對於全球人類社區是可以有更大的貢獻的。所以，我們要培養胸襟開闊、眼光遠大、有理想有能力的少年，為這樣的貢獻，有所準備。
有這樣的總統，我才可以想像，台灣今天6歲的孩子，將來可能可以長成一個頂天立地的全球公民。
我不知道今天台灣6歲的孩子怎麼看外籍新娘的孩子。坐在同一個教室裏，他是否會瞧不起身旁的小伙伴，因為人家說，那小伙伴的媽是個越南人、印尼 人、大陸人？他的父親和母親是否會以極其輕蔑的口吻或粗暴的凌虐來對待家中那膚色較深的看護或傭人？
如果6歲的孩子看見的成人，都是這樣以強凌弱的，而且以種族、經濟地位和政治立場來作分野，我不知道要怎麼教孩子「人權」這個概念。
我希望將來的總統，是個有悲憫心的人。有悲憫心的他，能夠將心比心體會弱者的痛苦，因為體會弱者的痛苦，他會把保護弱者看作施政的重點，而弱者，可能包括外勞、外籍新娘、遭歧視的同性戀者、經濟受剝削的原住民、身心障礙者……真正有悲憫心的總統，才可能是個人權總統。
整個社會是關切人權的，我們6歲的孩子，也才可能在將來長成一個把人權看作核心價值的公民。
台灣人總共才經歷過幾個總統？蔣氏父子、李登輝 、陳水扁，算是三代。第一代是強人總統，第二代是從強人艱辛過渡到民主的總統，要「破」許多東西，也要「立」許多東西，但「破」與「立」之間，很多的犬牙交錯。第三代，就是陳水扁，政權徹底轉換後第一個民主實驗。他，完全的不及格，然而他個人的不及格並不等於台灣人的不及格。事實上，陳水扁的8年對台灣民主特別有貢獻﹕他使我們清楚地知道我們不要什麼樣的總統，切膚的教訓，無比分明。以後什麼人當選，大概都不會再重蹈覆轍；台灣人，是更成熟了。
經過這三代，台灣人真的有理由希望﹕給我們一個政治家，不是政客。
政治家和政客一樣，也要懂得民主的精算和權力的技術，但是我想政治家和政客之間有一個根本的不同﹕政客只看見眼前在廣場上搖旗吶喊的成人，政治家的心中，卻一定有一個6歲的孩子；孩子的未來，他真心在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