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知或無恥？

日前，梁燕城這廝寫了一篇垃圾文章，當中先引用羅爾斯 (Rawls) 的《正義論》，後以英國兩院制作例子，企圖證明「功能組別」的存在既達致了「社會公義」又保障了「政治穩定」。老實說，不用讀過羅爾斯，任何一個正常人都看得出其中的謬誤，但我氣在心頭，就寫出來吧。

1. 若依據《正義論》的「第一原則」，功能組別必須廢除，梁的結論顛倒黑白，大錯特錯。第一原則保障的是每個人「平等」的基本政治權利，今天，功能組別的選民不但擁有投票或言論自由等基本權利，而且更有「特權」選出議會代表，這正正是「不平等」的政治權利。取消功能組別這種「特權」，恢復平等，並無剝奪他們或任何人的基本政治權利，正符合「第一原則」的要求。
   
   
2. 梁類比不當，英國上議院權力受到很大限制，不能駁回下議院通過的議案，與我們的功能組別及分組點票有天壤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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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潛水

[FW] Abolishing Privileges, Breaking Economic Myths, and Constructing Future of Democratic Movement

打倒特權階級、破除經濟迷思、建構民主運動未來
── 大專 2012 參與五區變相公投運動宣言（全文）

（節錄版另見於大專2012的網誌：http://t12hk.wordpress.com/；懇請各位朋友多多廣傳，我們沒有資源去印全港選民每戶一份的小冊子！）

今天，我們組成了「大專2012」報名參與「補選」，為的是啟動「補選」所產生的公投，讓市民可以就我城的民主進程，投下重要的一票。我們認為，雙普選於我城落實，已是刻不容緩，2012年是不可再退讓的底線；並同意「五區公投運動」的公投議題，即「盡快落實雙普選，廢除功能組別」。

二十年下來，我城的普選路一直都沒有甚麼重大進展。從港英政府開放一部分的選舉權，到回歸後的民主倒車，設立臨時立法會，廢除集體談判權及還原公安法，對市民的自由及民生影響極大。今日中央政府承認的選舉制度，與二十多年前爭取的直選制度，仍有極大的距離。更甚者，一個真正的普選制度，在當權者訂制的框架下，我們還沒有看到實現的可能。

這一年，運動進入了樽頸，泛民主派也形成有路線之爭，有以公投運動爭取的公民黨、社民連兩黨，有以協商為要務的終極普選聯盟。路線不同是理所當然之事，可惜的是，當權者應對泛民的手法令我們確認了一個本來已知的事實──他們根本沒有預備還政於民。

對公投運動，他們銳意打壓，由所謂的違反基本法最高的憲法條文到街上的宣傳位置的限制，都是為了以邊緣化運動為目的而定。對終極普選聯盟，則只以表面功夫虛應，漠視其溝通的誠意。

泛民分開兩條路線所得到的回應是讓我們看清當權者的真面目跳板──中央一方面杯葛可能出現的民間聲音，一方面拒絕溫和的方案建議。試想想，一個以服從人大框架，承認中央決定權的建議，一個溫和至此，只要求十年後才取消功能組別的建議竟然得不到一個真正的討論空間，我們還可以祈求普選的落實嗎？

大專2012的成立與「參選」，在這個時刻，正是抗衡當權者對民主運動的打壓，並試圖為我城的民主運動寫下新的一頁。

政制不平等造就的社會問題

有沒有想過，為甚麼海邊往往那麼多「屏風樓」？

有沒有想過，上一代人大半生積蓄供購、建設的家園，何以往往這麼容易就被收購、拍賣、遷拆？

你又有沒有想過，何以大部份打工仔日夜辛勞工作，所得報酬往往與大僱主的利潤不合理地低？

為甚麼市民要花大半生供樓做「房奴」，高昂的呎價往往卻與實用面積不成比例？

為甚麼居住公屋社區的基層市民，要抵受「領匯」管理下躍升的物價，「街坊生意」又被無情趕絕？

為甚麼我們勞碌半生，供養財團政府，卻往往缺乏另類生活的可能？

為甚麼？

功能組別不容於原則與現實

現時，我城的政治權力壟斷於少數人手中，縱有三十席直選議員，其餘三十席功能組別議員，以及由八百人小圈子「選出」的行政長官，使更能代表廣大民意的直選議員的權力受到壓制。而政治特權力又與經濟特權力互相勾結，使社會政府施政產生偏袒向大財團的畸形現象傾斜。

首先，功能組別本身已經違反普及而平等的原則。地區直選的選民達300萬，功能組別的卻不及其十分之一，當中還包括大量偏袒財團的「團體票」、「公司票」。一個社會的團體分工實在是十分複雜，議會妄圖以類似功能組別（或稱職業分工制）的方法達致「均衡參與」，倒頭來只會形成一個偏袒的制度，壓迫社會中下階層。

在同樣原則底下，行政長官的小圈子「選舉」之代表性就更不用說了。只八百人選出的行政長官，由於缺乏人民的授權，又被規定不能有政黨背景，沒有議會內政黨的支持，使之難以推行任何重大的政策。由此不民主制度產生的行政長官，須負責的對象只是八百名的權貴選民，且缺乏如一般民主政體執政黨下台的危機，施政便註定受財雄勢大的商家左右，漠視人民的需求。為求鞏固管治，中央透過人大、政協等機構吸納商賈，而特首的行政會議亦委任他們，加上功能組別的組成，赤裸裸的官商勾結、政經壟斷由此顯露無遺。

因此，不平等的政治制度，實質上就是維護著大財團和政府官僚的勾結。事實上，功能組別不斷在議會裡阻礙著利民政策通過──而這些利民政策，根本不違反挑戰現時社會整體發展方向，只為了在資源、財富分配極度不均的情況下，為勞苦大眾討回一點公道而已。這些利民政策包括立法最低工資、公平競爭法、回購領匯、屏風樓、監管私樓物業交易……而近日關於最低工資的討論，便可見一斑。在職貧窮連年加劇，對於就議題立法的急切性，社會已有共識，惟功能組別仍著力壓低工資水平，無視立法原意。這種利潤最大化為本、捨市民基本勞動尊嚴與生計保障於不顧的邏輯，在公共政策上，處處可見；在早前的反高鐵運動以至「強拍九轉八」的事件，都充分反映。而正正由於一些基本的社會公平的政策，在功能組別的窒礙下未能通過，就更不要說對那些尚未在我城開展公共討論、而對城市發展有益的政策了。

地產商、發展商於經濟及社會各個領域的壟斷，更是眾人皆見的事例。地產市場處於寡頭壟斷的狀態，而政府一直以有利於大地產商的勾地制度，維持所謂「高地價政策」，大地產商主宰了樓價起跌，也助長了投機炒賣活動，因此出現市民面對置業困難、地租昂貴、消費力低的同時，天價樓盤卻持續成交的荒謬情況。而且最近有報導指出，現時六大地產商佔據了政府諮詢架構逾50席，這樣的諮詢架構下會有怎樣政策方向，可想而知。政治力量的不平等，也使大地產商能有效擴大自己在社會上各個行業的壟斷（現時本港的大地產商都擁有兩個或以上的行業），並在缺乏競爭的情況下，控制市場上的供應和價格。由此而衍生的問題，是財富進一步集中於大財團，而創業門檻大大提高、維持生計越見艱難。

可見，我們社會上的種種不公義、不平等，都是源於政治上的官商勾結。我們認為，要真正推動香港社會的根本改革，就要打破現時不平等的政制，要還社會上每一個人均等的一票。在現行制度之下，由於大財團大商家享有政治、經濟特權，無論社會發展的另類想像如何高唱入雲，都不可能有實踐的機會；要改變現狀，我們至少要有選擇管治者的權利。因此，我們認為功能組別任何形式的改組都無補於事，只有廢除功能組別，全面直選議會，才能產生一個有代表性的議會，對政治不平等現象加以制衡和監察。人民已水深火熱，一切都刻不容緩。正因如此，我們認為2012雙普選是必須予以堅持的。

超越議會政治，打破經濟迷思，追求經濟民主

香港的社會改革有賴於普選權，是不爭的事實。可是，我們更要指出，僅僅有普選並不足夠。普選只是一個階段性的必要爭取目標。我們呼求社會改革，第一步要打破經濟權貴的政治壟斷能所謂「代表專業」背後反映的迷思。我們相信，一天不拆解這個以「香港故事」為核心的經濟和社會迷思，即使有了普選，人民都會依然懾於官商擕手打造的發展論述，改革依然會困難重重，經濟民主依然無從談起。因此，代議民主不是萬能藥方，只有同時反思長久主導我城發展方向的種種經濟迷思，才能真正揭示社會大眾所面對的壓迫，從而構想一個更以人為本和具長遠視野的發展模式。

我們不妨由人們最常為功能組別、小圈子選舉以至政治和資本家傾斜辯護的理由談起。這些政治設計，據說都是為了「平衡工商界利益」，用以保障「建港多年」的工商界代表能在政治上保持影響力。背後的理由很多，例如把香港的經濟起飛故事歸功於「大市場小政府」，認為香港要維持低稅以維持營商環境、認為我城的生死就僅牽繫於經濟競爭力……可是，無法迴避的事實是，過去幾年香港經濟雖然持續增長，然而，香港貧富懸殊已位居先進發達地區之首。

問題在哪裡？

「還富於商」的公共財政

這首先反映了財富分配出現了嚴重問題，中產和基層的市民大眾都身受其害。其中要害，正在於香港有著不公平的稅收制度。針對稅制改革的呼聲在社會上由來而久，例如引入累進稅制、資產增值稅，調高標準稅率等。大商家口袋中的巨額利潤，絕大部分都是由廣大市民辛勤工作而來，更徨論其中不少是出自大商家以壓低底層員工的工資成本而來。把這些遠非資本家應得的利潤再分配給中產和基層市民，道理上本就無可厚非。然而政府和建制派、工商界永遠以《基本法》列明的「低稅制」為由，拒絕大部份關於加稅或改革稅制的討論、進一步減低針對富人的紅酒稅以至取消遺產稅，甚至在庫房有盈餘的財政年度也寧願進行退稅，而不思改革現存的不公義稅制。

放眼世界，不少先進的經濟體系都有著比香港更公平的社會再分配制度，這和它們的經濟發展並行不悖，反之財富是更多的回到了人民的基本生活保障上；這樣，「低稅制」作為「香港經濟成功的必要條件」的說法，在學理上是否真的不容挑戰？就算這說法真的不容挑戰，「低稅制」原則下也不等於「不存在任何調整空間」吧。所謂「低稅率」究竟真的是維持所謂香港營商環境以至經濟競爭力的金科玉律，還是政府無視產業結構問題，粉飾利益向商賈財團傾斜的現實之擋箭牌？如果香港的競爭力，真的必須建基於對大眾市民的壓迫、大商家的不合理暴利之上，問題又究竟出在哪裡？


政府拒絕優化稅制來進行有效財富再分配的同時，公共開支總額不能超過本地生產總值20%的「緊箍咒」，又一直限制著很多公共政策和服務的改革，在這個情況下，政府往往又將這些本來屬於公共責任的範疇，私營化、外判到本來已充滿壟斷與惡性競爭的市場，衍生更多社會問題；例如「價低者得」的外判投標制度導致低工資和零散化，倒頭來令社會福利成本增加，變相出現「政府補貼商家」的情況。而事實上，就以教育和醫療為例，現時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水平已較很多已發展國家為低。然而政府動軋以「公帑爆煲」和「個餅得咁大」的理由，屢屢迴避增加公共資源及改善社會保障制度，不但不符事實，亦無視社會需要。

以專上教育政策為例，政府的政策短視從現時大專學生面對的處境便可窺一二。現時大學資助學位限額制定已近二十年，追不上社會需求之餘，也剝奪了本地學生的發展機會。政府不願調撥資源，卻一面倒放任自資教育市場，致問題叢生、學子受害，副學位造成的專上教育泡沫現象不在話下，政府最近更提出「教育產業化」，看準內地與東南亞學生為「市場商機」。在本地專上學生困境被一再漠視的情況下，擴大非本地生的招收比例，只是加劇惡性競爭，對本地和非本地學生都是雙輸。我們不禁要問：從甚麼時候開始，教育成了一盤純粹的生意？是本地學生真的「不夠競爭力」，還是政府沒有努力製造一個良好的學習與公平的競爭環境？

專上教育的例子對比改革稅制的討論，正好說明了政府眼中的「競爭力」，根本並不在於人才的培育和有利人才發展的社會條件，而是大部份市民大眾都無權分享的、由商賈把持的經濟成果。所謂廢除功能組別、代議民主會引致「福利主義」、「民粹」現象的說法，則更加是混淆視聽，試圖掩蓋現時政治力量與經濟成果嚴重向商家傾斜的事實，同時有利功能組別大條道理地阻礙有關勞工保障與福利的政策通過。

短視狹隘的發展觀：以人口政策為例

其次，這亦更是一個發展視野的問題。現時的特區政府以至我城都沒有長遠的前瞻視野，都只是為大財團的短期利潤增長服務。沒有民主政制，管治層毋須問責，更助長了官僚作風，管治班子亳無誠意為香港的長遠未來作構思。

就以人口政策為例。政府拋出了一大堆如「知識型經濟」和「國際級城市」的發展目標，要如何「提高香港人口的整體素質」。除了前文提及的專上教育，出入境政策和移民的問題也是人口政策的關注重點。政府近年大力推動輸入內地優才和外地投資移民，單是內地優才，當局一季便可批准過三千人來港，但這些優才和投資移民，到底有多少真的會長遠留在香港發展？反之這卻有利了大商家進一步壓低本地專才的薪酬。說到這裡不能不回想，當年人大釋法，不但破壞香港一國兩制下應有的司法獨立，也無情地剝奪中港家庭的團聚權利，政府更誇大「167萬」數字來恐嚇香港市民，製造分化。事實上，早有不同的研究，提出實證支持放寬出入境政策、將單程證配額給予港人內地子女，讓中港家庭團聚，所能帶來的長遠經濟效益，尤其是港人內地配偶照顧家庭的重要性、子女提早融入本地教育和生活方式的好處（政府不是常說人口老化、生育率低嗎？）。同一天空下，無數中港家庭逾十年來不斷爭取，也得不到重視，與內地優才的待遇竟是差天共地。而且政府不是鼓吹「家庭價值」和社會和諧嗎？在情在理，中港家庭都是政府不能迴避的問題，也是所謂「中港融合」必須付出的成本。難道「中港融合」就只有區域性經濟和大型基建嗎？

是他也是你和我：「知識型經濟」背後的不公不義

而且這背後有更深層的問題值得深思：香港的成功故事不就是強調上一代舊移民的貢獻嗎？新移民被社會排斥和歧視的現象，不是「新不如舊」，而是「輸打贏要」：那是因為香港經濟轉型，不再需要廉價勞動力了，於是政府便可以大條道理，製造「新移民是低學歷勞動人口負擔」、來港「呃綜援」、「搶飯碗搶資源」的種種抹黑。（事實上，社署數據顯示，新來港定居少於七年的綜援受助人數字持續下降，現時佔總數僅6%，而濫用綜援的個案，只佔總數不到0.3%。）

我們認為：被這個「知識型經濟」所排斥的，不只是新移民，而是本地的基層工人，為香港經濟付出血汗青春卻因為工業外移而成為低薪邊緣勞工的上一代、沒有機會循專上高等教育增值的青年人……自然，政策文件常常提到的「人口老化」帶來的「負擔」和「危機」說法，加上政府漠視長者貧窮加劇與完善退休保障的必要性，也反映了這個政府是如何看待為社會付出半個世紀勞力的長者。因此，本地人與新移民的分化，是完全模糊了矛盾核心，也正中政府下懷。

說穿了，政府眼中的經濟發展，其實只是狹隘的短期利潤增值，甚至並不考慮長遠的整體發展，也就更不要說任何前瞻性的改革計劃。這個情況，和不民主制度下衍生的行政官僚作風、議會職能被削弱的情況有密切關係。要和政府說人倫公義，則更加是天荒夜譚。「國際城市」虛銜以外，還剩下甚麼？世界各地的市場投資者也許會留意香港，但是，由國際傳媒的「籠屋」報導，到 Google撤出中國轉投香港等事件，我們必須明白，國際輿論到底仍是以民主、公義這些價值來衡量一個社會有多值得尊重的。而香港之所以仍然在中國框架下佔有優越位置，並非是經濟主導，而是言論自由與批判政治的空間。

「民主」與「民生」不可分割

因此，說「民生」先於「民主」的反智說法，只是將「民生」問題去政治化，愚弄大眾、掩蓋矛盾。過往的民主運動大多由議會主導，始終未能提出一個整全的政治經濟分析，去揭示經濟、民生與民主之間的關係，因而無法有力回應政府和建制派將「民生」問題統統還原到「派糖」、「福利」等小恩小惠與小修小補的策略，也更無法有效阻止財團對市民一層層的剝削。只要政改討論遇上經濟不景，政府便可以理直氣壯地拖延民主步伐；反而是經歷領匯、低薪勞工加劇、高鐵等教訓後，市民大眾越加明白，經濟不公義無法割裂於政制不平等來談。

香港的成功故事論述，往往放大70年代麥理浩的「德政」，卻一廂情願地忘記了背後的歷史條件：是60年代的六六騷動與六七暴動反映港英管治積累下來的勞資矛盾，和七十年代初風起雲湧的青年及學生運動，製造了相當的壓力，促使港英政權需要用政策來鞏固殖民管治合法性，所以，那應當視作為群眾爭取的成果，而不是個別政治人物的歌功頌德。同樣民主也不是由當權者賜予，而是一代一代人爭取的成果。當然，亦早有學者指出這些「德政」背後的另一個歷史條件來拆解「麥理浩神話」：英國為了維持歐美經濟在市場上的主導而需要增加殖民地的勞工成本；然而本土累積的社會矛盾所直接構成的壓力，始終是一個主導性因素。

香港人也不應忘記，今天我們痛陳其害的功能組別，也正正是港英管治晚期為了粉飾「光榮撤退」的產物，當時港英政府只是在不觸動政治體制的基礎下推行福利改革，而無賦予人民實質的政治權利；同時，中央為了鞏固香港的建制派力量，也默許了港英的管治策略，回歸後更阻礙香港的民主化。

因此，主權回歸，不啻是一次再殖民，香港的命運、香港市民的尊嚴，無論在港英或是一國兩制框架下，都從來不曾被重視過。

不要再殖民，重奪香港人的尊嚴

反思殖民歷史，不是為了懷緬逝去神話，也更不是要陳義過高，而是為了，更透徹地思考香港社會的當下，從而去構想一個更好的未來，奪回香港人的主體性與集體尊嚴。五區變相公投運動的意義，便是希望從不平等的制度裡，開拓出一個空間，讓市民透過手上一票，表達自己對民主普選、制衡官商剝削的訴求。我們更相信，五區變相公投運動是一個歷史時刻，與往後民主運動的發展休戚與共，對於中國的民主運動，也能起上一個示範性的作用。這也是我們走出來的原因。

事實上，在社會處於水深火熱之中之餘，我們爭取民主空間也在不斷收窄。不是嗎？先有人大代表威脅23條立法將會重臨香港，再有社運人士相繼被政治檢控，近來又不斷有建制派試圖向公眾扭曲民主的定義，並攻擊五區公投的合法性。因此，我們更不得不站出來，向中央表達香港人的真正願望。


五一六，請香港市民，投民主一票，共同創造這個歷史時刻！

雜記 (四月上及中旬)

從泰國回來，但不知何年何月才能交出遊記。另外，早幾天回港避過曼谷清場，沒有甚麼慶幸可言 (當然你可說我大言不慚，碰上了就不會如此大口氣) 。我只是想，泰國這種困局，其實和香港 (也和台灣) 很相似，只是香港人「至今」仍然很乖很和平，如說到台灣，民主化了快二十載的美麗島應比前兩者都要好，至少藍綠都已懂得用選票解決問題。

快到年中「旺季」，加上辦公室一連串的人事變動，工作「刺激」得多了。

去九龍中聯網的醫院探病，看見些沒有親友探望的老人，呆望著別人不斷的寒暄和問候，那種落漠的眼神叫人心酸，哈哈，今時今日的香港，多少人可於六時七時下班趕來探病？另外，祝病人早日康復。

明天下班後會趕到香港仔運動場，參加宣明會的饑饉三十，其實我一直不太願意當面叫人捐款，因我認為「難以推卻、不情不願下做的善事」根本沒有意思，即使得了捐款，如惹來反感也是得不償失。其實我一直認為，自己籌得多少善款根本不是重點，長貧難顧，何況只有這麼一點揚湯止沸也不夠的錢。身體力行，是希望引起大家關注，只有大眾都明白問題所在，肯一起出錢/力解決才有希望。共勉

其實這時候也是功課旺季，星期一就有一份，我不但未下過筆，而且對該題目根本一竅不通，只有帶著功課去「捱餓」，但看來也幫不了多少。祝我好運

最後，大家當然要關注青海地震的救災工作，我也建議大家出錢出力事要注意「用得其所」，盡力別好心做壞事，例如方便貪官虧空救災捐款，或帶來新的豆腐渣。無論如何，至少「点亮绿丝带，传递微博力量」吧。

5.16，五區公投，全民起義

二零一二年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建議方案

不用說，我提交的建議基本上一個也沒有採納。方兄說得好，這根本就是個「撚化方案」，如果說其中有「丁點兒」擴大民主成分，那就只是五個新的「功能組別」議席「間接」擴大了選民基礎。如果你說這「一丁點」民主成份也比沒有好，也要接受，那麼首先請你回去讀中小學，讀讀甚麼叫「嗟來之食」，再去讀心理學、社會學、戰略或更基本的小學常識，如果我們接受這個遠低於己方底線的方案，以後大家也不用再談判或爭取甚麼，反正對方給你一篤屎也已足夠。

當然我想不到，政府會在公投前夕昨晚推出一個如此「離譜」的方案，故問：「有沒有可能只是期望管理的策略，政府之後還會再讓一小步，顯示己方已一再讓步，既打擊公投，又迫溫和泛投贊成票？」，雖則自己也覺得此機會甚微，事實應該只是中共和既得利益者貪得無厭，毫無誠意推行真正改革。(雖然這個讓步最多也只會是個雞肋)

至此，溝通大門已經關閉，我當然繼續歡迎中共或港府提出任何讓步，問題是，釋出善意或尋求對話已不再是己方的責任，政改方案拉倒或/及其後一切問題和危機，當權者要負上一切責任。

五一六，請大家珍惜自己的的公民責任和權利，盡量去票站投下自己的一票，也叫身邊的家人、朋友和同事投票，一人一票告訴當權者，香港民意是要「落實真普選，廢除功能組別」。

[FW] 愛國家不等於愛朝廷

愛國家不等於愛朝廷 (快被河蟹的原連結)

南方都市報 2010-04-11 10:44  網友評論 540 條

　　■史鑒散照

　　據說法國波旁王朝的君主路易十四說過“朕即國家”的話，盡管全世界的君主都喜歡專制，但很少有人會像路易十四那樣露骨和無所顧忌。路易十四於1643—1715年在位，同時代的中國皇帝是康熙，康熙的心裡想的未必不就是“朕即國家 ”，但他顯然比路易十四更具“中國特色”的“智慧”——— 經常作些仁君秀，既行專制之實，又享仁君之名。

　　按照路易十四之後的法國啟蒙思想家的“主權在民”思想，國家的主權屬於人民，所以不是“朕即國家”，而應該是法國人民說的“我們才是國家”。當然，這種思想觀念是路易十四的時代之後才形成的。在路易十四的時代，世界上其實還沒有多少人能夠區分君主、政府、國家的概念有什麼不同。在中國，雖然先秦的孟子已有“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觀念，但實際上秦漢以來的二千余年中，愛國即是忠君，忠君亦即愛國，君主與國家在觀念上還是混淆不清的。直到西方思想傳入之後，中國人對國家、政府(朝廷)、君主的概念才逐漸形成清晰的現代認識，這其中第一人當推梁啟超，他是在經歷戊戌變法失敗流亡海外的痛苦之後，才獲得這種認識的。

　　梁啟超指出，中國之所以積弱，根源之一就在於國人不能正確區分國家與朝廷的概念，以致愛國心沒有用在正確的地方。國家是什麼？朝廷又是什麼？“今夫國家者，全國人之公產也。朝廷者，一姓之私業也。國家之運祚甚長，而一姓之興替甚短。國家之面積甚大，而一姓之位置甚微。”中國有悠久的歷史，唐虞夏商周、秦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唐、宋元明清，“此皆朝名也，而非國名也”。從殷族的商、姬族的周，到嬴氏的秦、劉氏的漢、李氏的唐、趙氏的宋、朱氏的明，還有蒙古人的元、滿人的清，它們都是一族一姓的朝廷，而不是國家，都是一族一姓的私業，而非全體中國人的公產。然而，中國人常常將國家與朝廷混為一談，梁啟超認為，這是中國人的大患。

　　國家和朝廷不分的不良後果，最明顯的一點就是愛國變成愛朝廷，甚至變成愛領袖 ——— 君主。梁啟超說：“試觀二十四史所載，名臣名將，功業懿鑠、聲名彪炳者，舍翊助朝廷一姓之外，有所事事乎？其為我國民增一分之利益、完一分之義務乎？而全國人民顧嘖嘖焉稱之曰：此我國之英雄也。夫以一姓之家奴走狗，而冒一國英雄之名，國家之辱，莫此甚也！乃至舍家奴走狗之外，而數千年幾無可稱道之人，國民之恥，更何如也！而我國四萬萬同胞，顧未嘗以為辱焉，以為恥焉，則以誤認朝廷為國家之理想，深入膏肓而不自知也。”二十四史中的那些將相們，他們為一姓之功業殺人，以“萬骨枯”換取自己的功名利祿，這本來與愛國無關，但卻被各王朝樹立為愛國的模範，而國人因不能正確區分愛國家與愛朝廷的差別而跟著禮敬之頌揚之，實在是可悲可憫。

　　比梁啟超晚一些時候，陳獨秀寫過一篇題為《我們究竟應當不應當愛國？》的文章，文中說：“要問我們應當不應當愛國，先要問國家是什麼。原來國家不過是人民集合對外抵抗別人壓迫的組織，對內調和人民紛爭的機關。善人利用他可以抵抗異族壓迫，調和國內紛爭；惡人利用他可以外而壓迫異族，內而壓迫人民。”所以，“若有人問：我們究竟應當不應當愛國？我們便大聲答道：……我們愛的是國家為人民謀幸福的國家，不是人民為國家做犧牲的國家。”

　　國家的功能，如陳獨秀所說，一是抵抗異族壓迫，一是調和國內紛爭，前者對外，後者對內。調和國內紛爭是就消極方面來說的，積極方面國家還需履行一定的公共職責，如救災、賑濟等。

　　國家功能的實現，須通過政府去完成。如果政府能完成國家功能，國家就是“為人民謀幸福的國家”；如果政府不能完成國家功能，國家則有可能成為“人民為國家做犧牲的國家”。人類歷史實踐中的普遍情況是，政府常常不能完成國家功能，或者完成得很差，這樣就有可能出現有政府等於無政府，甚至有政府還不如無政府的狀況。

　　地理環境決定了中國是一個水旱災害頻發的國家。有一項統計說，中國在民國前的 2270年中，見於官方報告的旱災有1392次，水災有1621次，可見年年有災。因此，中國古代的政府最重要的一項公共職責便是領導抗災，這可以說是政府合法性的基礎之一，災異現像歷來也是帝王們最關心的事。清代的皇帝還要求各省大員定時彙報雨水、收成、糧價等情況，以便隨時了解各省災情和民生，如出現災荒可以及時組織賑濟、減免受災地方的稅賦。但是，從歷史記載來看，受災得不到及時救助的情況還是非常普遍。當大規模災害出現而政府不能履行其職責時，災民為了生存就會鋌而走險，如明末李自成等人領導的農民起義，其主要活動空間是在陝西、河南，原因即是兩省大旱，而明政府卻不能組織有效的賑濟，使得災民成為流民，進而升級為暴民。

　　一個社會，有許多涉及大範圍、眾多人群的公共事務是無法由其他社會組織去完成的，而只能是由政府去完成。一旦政府不能履行其職責，社會就會無序，公共利益就會受到侵害。比如食品安全、公共衛生安全、環境保護之類的公共事務都要由政府去完成。

　　人類社會在發展過程中，曾經長期陷入一個難解的困境：即人們需要政府，但政府卻不能履行人們期待的外而抵抗異族壓迫、內而提供公共服務的國家功能，在很多情況下還常常演化成一個與民爭利、侵害民權的組織。要使政府盡職盡責，人民必須有監督政府的權力，而最有效的監督方式是用投票的方式去選擇政府的權力。人們有必要了解一個常識———即梁啟超所說的國家不是朝廷(政府)，朝廷可換而國家永存，人們應該愛的是國家而不是朝廷。

　　洪振快 歷史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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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向洪振快和南都的編輯致敬，他們都是哈維爾口中的真正的「知識分子」─ 因獨立而引起異議，是體制和權力的主要懷疑者，是謊言的見證人。

　　記得黃仁宇提過，中國在公元前完成統一並建立中央集權政體，這一種政治上的早熟主要源於「抗災」的需要，例如黃河水患。不過，自從西方結束中世紀的封建和神權制度後，「大一統」的中華文明早已無法與之比肩，雖然這種「政治早熟」曾經成就一千多年璀璨的中華文明，但今天已是二十一世紀，缺乏多元競爭的「中央集權」早已不合時宜。除非你認定某些民族特別自私或患有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否則不論是家天下 (專制君主) 或黨天下 (法西斯、共產主義) 也不可能長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