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11-03
【明報專訊】主掌美國聯儲局達18年的格林斯潘，在「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面前，終於承認他過去一直信奉的自由放任經濟學說，並非金科玉律；另一方 面，被認為屬於新凱恩斯學派，並公開批評佛利民（Milton Friedman）主張自由放任的通俗書寫有違學者誠信的克魯明（Paul Krugman），則獲諾貝爾獎的青睞；與此同時，以孕育自由放任經濟學說聞名的芝加哥大學，也有師生反對設立以佛利民命名的研究所。看來，自20世紀 80年代以降無遠弗屆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教條，將不可避免地繼承其前身在20世紀30年代大衰退之後的命運，再一次步入黃 昏。
儘管特首今年的施政報告無甚可觀，甚至充滿了不少似是而非的謬誤，例如斷言「回顧國際政治發展，今天已經走出六七十年代意識形態對立 的局面」，左右翼「都尋求一條中間的第三條道路」。但他在134段提及的「極端激進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發展理念都失去民眾支持」，卻無意地點出了「新自由 主義衰落」這問題的癥結。
極端激進的「新自由主義」
過 去的二三十年，國際政治真的告別了極端激進的意識形態，走「一條中間的第三條道路」？美國的地理學者大衛．哈維在其《新自由主義簡史》（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中，給出了一個否定的答案。他認，20世紀80年代席捲全球的「新自由主義」，其實質是富裕階層向低收入社群的反攻倒算，是一系列嘗試把財富 從後者轉移往前者手裏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計劃。
哈維指出，美國最高收入的1％人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佔有了國民總收入的16％，但到了 二戰結束時，他們佔有的國民收入比例下降至8％，並一直維持至1970年代中期。而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冒起的「新自由主義」計劃，則在之後的 20年間扭轉了局面，使這少數的高收入的「精英」，在世紀末重掌15％的國民總收入；而工人與行政總裁的平均收入比率，也由1970年的1﹕30上升至 2000年的1﹕500。除美國以外，英國也出現類似的劫貧濟富趨勢。據哈維的分析，這種極端的財富再分配效果，是建基於一連串絕不溫和的向大企業傾斜的 政策，包括大幅度削減企業利得稅（例如美國由1970年代的70%劇降至1980、1990年代至21世紀初的28至30多巴仙），但與此同時，工人的薪 俸稅卻維持不變；此外，列根和戴卓爾夫人的政府也大力削減社會福利、打擊工會和社會運動。換句話說，過去30年主導英、美以至全球的「新自由主義」，基本 上是一項讓一小部分資本家回復其戰前政治經濟地位的計劃，而20世紀30年代的世界經濟大衰退，正是發生在這種財富極端集中於少數享有特權的資本家的政治 經濟結構和社會脈絡之中。
這項資本精英的「復仇大計」，離「溫和」、「中庸」和「平衡」的描述甚遠。「新自由主義」主導下的全球福祉，其 實並沒有什麼實質的改進，部分地區「繁榮」的景象和消費，基本上只是財富再分配的結果——由低收入地區/社群轉往富裕的城市階層，由未來的一代轉移至「先 使未來錢」的信用卡用戶，由自然生態的破壞轉移到大都市的消費。特首的施政報告中提及香港正面對的三大問題——金融危機、食物安全和環境污染，以及全球、 英、美以至香港近年十分嚴重的貧富兩極分化，正反映了過去30年「極端激進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發展理念」所產生的代價——借用一些低收入工人的說法，就是 「去得太盡」。
新自由主義其實是民粹政治
哈維指 出，當「新自由主義」的放任教條對列根或是戴卓爾夫人政府或英美的大企業不利時，它們絕對不會死守教義。因此，表面上高舉自由市場的政府，往往會推行一些 與此相反的政策，例如在金融危機時不斷以納稅人的金錢「補鑊」，包括1987年美國政府花1,500億美元挽救當時的信貸危機，以及在1997/98年以 35億美元為長期資本管理結帳，以至最近數以萬億美元計的全球救市。
事實上，對全球的大企業和政府來說，自由放任的教條，只是一種內容含 混的空洞能指（empty signifier），以動員各種難以統合的社會力量和需求，同時建構和打擊反對新自由主義大計的敵人，以推動其激進的財富再分配政策。這也是為什麼傾向 佔有壟斷地位的大企業，願意捐助或支持各類鼓吹自由放任教條的（反？）智庫（think tanks）及傳播媒體。這些智庫和媒體的操作，並非建基於紮實的研究，或以理據服人，而更多是透過各種內容含混空洞的措辭（如「自由市場」、「無形之 手」），並建造同樣空洞的對立敵人（如「福利主義」），以訴諸情緒（例如說全民保險「很易爆煲」所引起的恐懼）的方式，傳遞新自由主義教義，建立佔統治地 位的共識。也就是說，「新自由主義」大計基本上是以民粹的方式來操作的。
香港政府的民粹傾向
曾特首在生果金政策的「退讓」，惹來了一些評論的指摘，擔心這會鼓勵民粹政治坐大。不過，這種評論，忽略了香港政府（公務員）的基本操作邏輯，其實與民粹主義是十分親和的。
曾蔭權(
相關) 在施政報告中有關「強政勵治」的解說是這樣的：「強政」是「以民意為本」；「勵治」則「以利民為先」，並指出這「向來是（他）決策的坐標」，顯示了他的民 粹傾向。政務官的特色，是「做好」老闆安排下來「份工」，能夠準時交差，不出錯，才是他們的真正守則。要「無驚無險，又到5點」，最好就是能盡量「擺平」 或「統合」不同持份者難以完全滿足的紛雜要求。自然，誰的壓力大，政策就還得向他們傾斜，這才是政務官安身立命之道。因此，當來自民間的壓力加大時，政務 官自然不能視「民意如浮雲」；相反，在「新自由主義」當道的世代，政府也就少不免向大企業、CEO靠攏。
循這個角度，我們或可理解香港政 府過去十多廿年的政策，為什麽並不「溫和」、「中庸」。簡單地說，1980年代以降，在「新自由主義」主導的全球和在地脈絡下，強調劫貧濟富的「去規管 化」（deregulation）、減利得稅、打擊或限制工會等激進極端的訴求，透過大眾傳媒、學者智庫的民粹演練，除影響了政務官的價值思維外，也同時 塑造了香港政府的政策方向。透過建構「沒有效率」、「很易爆煲」的「福利國家」這空洞的「敵人」，以訴諸情緒的民粹操作，反對最低工資立法、削減綜援金額 和全民退休保障，限制工資上升；同時以空洞的能指為企業壟斷開方便之門， 包括把門檻極高的勾地政策說成是按「市場」的需求辦事；或把賦予領匯能在今天這種經濟環境下加租3倍的壟斷能力叫作「私有化」；又或將容許不是債券的衍生 產品叫作債券的做法稱為「金融自由化」。這種種縱容地產和金融企業坐大、削減工人福祉，使香港成為亞洲貧富懸殊最嚴重城市的民粹政治，如果不是「極端激 進」，還可以是什麼？
因此，說特區政府「溫和」、「平衡」、「中庸」，或要求政府小心民粹，都有點莫名其妙。不過，儘管政務官不忌憚積極 參與民粹的遊戲，但在香港這個左派等同中共、右派就是特區政府所高舉的（但正在衰落的）「新自由主義」，以及造成今日香港困局的正是過去二三十年「極端激 進的（新自由主義）政治、經濟與社會發展理念」的當代社會脈絡中，政務官和「新自由主義」的鼓吹者要繼續過往的民粹把戲，恐怕並不容易。至少，如果真是 「成也金融，敗也金融」，儘管危機的始作俑者——特區政府和金融權貴——仍想尋找新的「人民」敵人作代罪羔羊，但誰能替代政府和金融機構，令雷曼事主、中 小企業、中信泰富股東和人數日增的失業大軍的矛頭轉向？難怪曾俊華(相關)有如此的困惑：「這場由金融衝擊引起的經濟戰爭，時間和地點都不由我們選擇，但我們可以選擇敵人，這敵人到底在哪裏？」
作者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