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Wit

記者：今天你為不同的傳媒工作，面對普羅大眾，你有沒有你的底線？就像另一位走入大眾傳媒的作家陶傑，他也會賣燕窩廣告。
　　
梁文道：有什麼是陶傑會做而我不會的？反而不是拍燕窩廣告，或者是馬百良海狗丸廣告，而是我不會像他那樣寫作。他很聰明，文筆非常好，但問題是， 我非常不認同他的寫作方法，把所有問題都歸咎於一種玄談式的民族性。我很不喜歡談民族性，這是一個本質論的概念。作為一個知識份子竟一天到晚鼓吹民族性， 是不負責任的，因為，如果把現在的所有問題講成是由於中國人的「小農DNA」，那我們還可以做什麼？這種寫作方式有什麼意義？想達到什麼目標？這就是我永遠不會做的。

大一時，十九才子出席嶺南的論壇，提到他的「尖酸刻薄」其實是市場策略，我才明瞭這純粹是為了「嘩眾取寵」，搵食罷了。畢竟，在香港地阻人發達(何況搵食?)罪大惡極，因為這個大家都接受的「實際」理由，我不再那麼討厭這位才子，但這難免換成了鄙視和不屑。

百無一用是書生，作為「才子」當然不同，但兩者的分別原來不是「恃才傲物」；要「一天到晚鼓吹民族性」，「才子」大概不能有太多知識份子的「風骨」和「責任感」。我想，這就是「世界仔」和「知識份子」的主要分別吧。